文學相對論／李進文vs.何致和--抵抗

每一次寫作 都是一次小逃走

李進文。

卡夫卡為了生活在保險局找到差事，工時極長，只有深夜才能在小公寓寫作，以抵抗束縛和沮喪，他說：「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，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。」…… 李進文

講到抵抗，腦海浮現我的父親母親，他倆有鮮明的對比。父親個性憨直，年輕時該捕魚就捕魚，年紀大了該販魚就販魚，對營生無概念，家裡小孩六個，他好像也沒為錢賺得少傷神，也不是不勤勞，天未亮就騎車載幾箱魚出門，日復一日，他沒想過要如何抵抗貧窮。

母親就不同，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，包括一個人到台南設攤賣魚，肩負起一家經濟，面對貧窮她抵抗，面對婆家的苛刻她抵抗，面對橫逆她總是樂觀地迎向前去。父親始終沒反應過來，是母親在幫他抵抗貧窮，小孩平安長大，並不是天公疼父親這個憨人。

你在《白色城市的憂鬱》提到：「橫逆是會一直來、一直來的，它會以各種讓人不順心的形態出現，身為戰士的我唯有不斷與它對抗，才有辦法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。這就是屬於戰士的真理，令人不容懷疑的價值觀。」經常，我覺得天下的母親都是戰士。

抵抗，對你似乎意義重大，在《外島書》你以幽默抵抗軍中的荒謬體制。至於《花街樹屋》，整本講的就是抵抗命運。

寫詩可以抵抗什麼？記得以前我在高雄當記者時認識的詩人前輩們，為了爭取讓衛武營區成為都會公園，他們寫詩抵抗；也有我敬重的詩人為反對國光石化設在彰濱溼地而用詩抵抗，但是，面對外在的環境正義，詩經常無能為力。

因為詩這文體性質就得避免吶喊煽情，幽微隱晦跟大眾有距離。詩經常只提問，而不是論理。古今中外，很多詩人最終變成革命家，無非體認到詩的無能為力，於是將詩的反骨，內化成行動，行動就是詩，寫在抗爭的街頭、寫在社會、寫在亂世。詩人從政的例子也很多，直接進入體制去改變現實，而不是以軟弱的文字嘆息。所以「詩人、革命家與搖滾樂」常常被擺在一起，起因於詩內在的叛逆特質。

抵抗（resistance），在文學理論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，例如傅柯「抵抗記憶」，也有學者特別探討「抵抗文學」，以越界方式來表達不同於主流文化或直接槓上主流。

純粹就寫詩的技藝來說，技藝的提昇也是抵抗的過程。日日抵抗自己以免陷入重複，以有情抵抗無意，把人間寫到倦而平庸的題材再度寫好、寫精神，以傳統手工藝的精神抵抗時代的速度。

抵抗速度！有人直接挑明討厭速度，恰巧讀到作家馮傑一段話：「一個講究提升速度的年代，速度們不分青紅皂白來臨，快的速度都不是好速度，糟糕的速度注釋著死亡概念。」在網路時代，寫作是用慢抵抗快，讓人生慢一點、慢一點，才能欣賞沿途風景。多寫一首詩，就可以讓時間多悠閒一些。

寫作必須抵抗各種外在的誘惑和內在的沮喪，否則很難走遠走長。海明威儘管前一晚喝得爛醉，早上五六點曙光乍現即起來振筆書寫，他用自律抵抗惰性，同樣作息自律的包括奧登、西蒙．波娃、史蒂芬．金等等。卡夫卡為了生活在保險局找到差事，工時極長，只有深夜才能在小公寓寫作，以抵抗束縛和沮喪，他說：「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，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。」

巧妙迂迴地前進──我從另一個角度把它解釋成「小逃走」。前進人生，有時必須靠一次又一次的「小逃走」。有人把每次的旅行當作碰到瓶頸時的「小逃走」，每一次寫作也都是一次小逃走，福婁拜在寫作多年後說：「畢竟，工作（寫作）是逃離人生的最佳方式。」小逃走不是逃亡，小逃走是暫時離開但會再帶著新鮮的空氣和思考回來，回來抵抗！所以小逃走也是一種抵抗，讓自己喘口氣，讓自己覺得人生不是只有直直一條路，還有其他走法。

不論以直接面對，或以迂迴去抵抗，「扺抗」就像一開始我們談到的寫作者「初心」，抵抗根植於創作者無法改變的基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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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抗是唯一 不需要抵抗的東西

何致和。

在這個眾聲喧譁，卻又聽不清楚任何聲音的時代，新的抵抗反而是抵擋語言的快速與直接。我越來越害怕說話，像恆星擴張膨脹之後的快速內縮。我不想讓聲音淹沒在音浪中，於是我選擇了抵抗…… 何致和

南非作家柯慈在《仇敵》一書中，改寫了著名的《魯賓遜漂流記》。他創造一位女性角色登上那座荒島，以見證者身分目擊，原來魯賓遜是個什麼事都不會做的無能白人，而土著「星期五」則根本不會說英語，他的舌頭早就被割掉了。

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理論家經常引用柯慈這個故事，因為女性和有色人種過去都沒有說話權，星期五的舌頭便成為一種隱喻，象徵被閹割掉的發聲權利。他們都深刻體認語言力量的強大，一旦失去此種能力，被壓迫者就只能默默順服，永遠沒有反抗翻身的機會。

我非常同意你說的，抵抗也是寫作者最初的創作動機之一。那不僅是根植於創作者無法改變的基因，也是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抵抗最直接的表現形式。還記得當年的口香糖廣告《我有話要講》嗎？年少時候的我們，很少人不被這支廣告打動。我有話，所以要講。而我所要講的話，可能是握有政治經濟權力的「大人」不想聽的，也可能是我們以為從來沒有人講過的。不管成熟與否，那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誠聲音。這不正是寫作者的初心嗎？

當年的我們，有話，但不能講，只好把心聲寫成文字。那時候沒有部落格或臉書，我們寫下的文字大部分只能放進抽屜。為了讓聲音被人聽見，我們努力精練技術，儘管如此，也只有極少數有幸能在園地有限的校內外刊物發表。

沒人聽見我的聲音，我仍然要書寫，因為書寫是一種抵抗。抵抗什麼？抵抗任何被強加在自我之上的東西。我們不想順從威權，不想被命運和環境支配。白天我們蹺課、打架、跑給教官追。晚上我們把自己關進房間，在檯燈底下用筆說話給稿紙聽。我們不顧一切，卻又小心翼翼地練習說話，就像你在〈把話說盡〉這首詩裡說的：

請把聲音找回來，你還有很多話

要說，要把死的

說成活的，繼續活下去，把話

一字一句包裝好

書寫是為了抵抗，提昇技藝包裝好字句是為了增加音量。我們有時也會替別人發聲，但多半還是為了自己。在抵抗中，我們得到了自由，也許可能是阿Q式的，我們還是勝利了。

青春期的書寫是為了抵抗，等到深入成人世界，才知道我們還得抵抗更多東西，才能繼續書寫下去。許多聰明早慧的創作者，很快就發現還有其他更直接的管道，便離開了這條迂迴的道路。留下來的人，多半都帶點傻氣，儘管把健康搞壞了、經濟狀況搞差了，信心搞砸了，卻仍固執相信文學是他們唯一的戰場，所有的抵抗活動都應該在這裡進行。

只是，願意這樣相信的人越來越少了。步入中年，我們除了要繼續抵抗逐漸走下坡的健康、經濟和信心，還得抵抗鋪天蓋地而來的網路資訊時代。大家先是像走進羅馬廣場在討論區和聊天室鬥嘴鼓，然後變成蜜蜂有了自己的格子，現在，人人都有兩張臉了。我有話要講，那你就講吧，總有人會按讚的，小心不要把媽媽加進好友就行。如果朋友數量不夠，還可以去別人家裡留言。憂傷向誰傾訴？21世紀的人已沒有契訶夫必須思考的問題。

我常在咖啡廳寫作。咖啡廳很吵，難得安靜。很奇怪，當所有人都在說話的時候，匯聚起來的音量雖大，卻不會干擾我。因為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聲音彼此衝撞干擾，抵消成一種不具特性的背景音浪。即使音量再大，卻什麼也聽不清。反倒是，當咖啡廳人不多的時候，要是只有一桌客人在講話，就算他們已壓低音量，那聲音還是會對我造成妨礙。我有時會偷聽他們在說什麼，不想聽的時候，就得戴上耳機。

在這個眾聲喧譁，卻又聽不清楚任何聲音的時代，新的抵抗反而是抵擋語言的快速與直接。我越來越害怕說話，像恆星擴張膨脹之後的快速內縮。我不想讓聲音淹沒在音浪中，於是我選擇了抵抗，而且勢必要抵抗。我們堅持的東西，也許會成為下一代年輕人抵制與反抗的對象，正如我們對上一代的做為。不變的是，我們都在抵抗，不分世代。抵抗是唯一不需要抵抗的東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