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占中持續延燒,然而,占中行動似乎也起了一些小小的變化。
不滿占中人士霸占路面,影響生意及「十一商機」,部分商家開始與示威人士爆發零星衝突。
有些家長開始擔心參加罷課的子弟耽誤學習,紛紛呼籲孩子們離開街頭。國際上,美國也默認此運動是中國的家務事。看在北京眼裡,「事情正在起變化」,也或許產生「香港,看你們能撐多久」的傲慢心態。
從台灣角度,畢竟香港不比台灣,緊鄰中國大陸地狹人稠的香港半島,無天險與自身武力防護,高度依賴資金流通與觀光客的城市經濟,能承受多久的街頭運動,其脆弱程度,的確令人質疑與擔憂。
大陸電影「走向共和」中,有一段有趣的劇情:清末五大臣向慈禧太后回覆出國考察見聞,論及預備立憲時間,袁世凱即提出將預備立憲時間定為十二年,結果正合慈禧心意。這段劇情除描述「袁宮保」果然懂得政治正確,也描繪出老太后根本不想立憲,在其有生之年,不想觸碰這個問題,留待後世子孫解決。
另一段劇情則描述,袁世凱為何決定刺殺宋教仁:袁世凱雖然被國父當面允諾退出總統選舉的舉動大為感動,但是國民黨在之後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,宋教仁欲以多數黨黨魁組閣架空大總統。老袁對於國民黨這種以選舉「整碗捧去」的方式,自是大為光火,也當然不會認為當時的國會選舉,是中國的「民主進步」;國民黨未讓他有充足時間準備「拚直選」,也破壞了國父對他的政治承諾。
時至今日,香港占中行動似乎又重演歷史上的「南北對抗」,只是筆者的一個另類觀察與提醒是:北京政權似乎有記取歷史教訓,以「內造」方式,致力在香港創造支持他們的社經條件,而且完全合乎民主的程序與原則。
一個明顯的例子是,在最近一次的二○一二年香港立法會選舉,傳統被歸類為親中的「建制派」,在卅五席的地方選區中多了六席,從十一席成長至十七席。泛民主派在地區直選議席,由上屆的十九席反而倒退至十八席,只保留極微小的優勢。泛民主派整體得票雖然有增長,卻不及建制派增加的多,「六四」黃金定律被打破。
上述狀況也許也是民主派人士急於爭取普選的原因:避免共產黨借執政優勢,掌握第一次直選的遊戲規則,創造對他們有利的局面。但在另一方面,梁振英也常說:「有普選,總比沒有好」,這樣的談話,某種程度說明了共產黨對香港人民「聊勝於無」的妥協與讓步。
雖然此論述與民主派「全面普選是基本人權」的邏輯,有明顯差距,但北京似乎也在提醒民主派人士見好就收。共產黨在香港已在嘗試民主水溫,甚至已在準備「拚直選」。就整體中華民族的民主發展而言,也不算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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